2022年中国各地爆发了反对严苛新冠封锁的抗议活动，这展现了公民在严密监视和控制下协调集体行动的能力。这些前所未有的示威活动揭示了“谢林点”（Shelling points）——即在缺乏明确沟通的情况下促成协调的焦点——在专制社会的抗议活动的动员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本文将探讨这些谢林点如何利用共同的文化认知、象征意义和战略位置，在诸如中国这样公开表达异议会立即遭到压制的环境中，促成有组织的抗议活动。通过考察近期的一些抗议活动，我们将分析这些协调机制如何产生、演变，并在强大的国家压制条件下促成集体行动。 ### I. 什么是谢林点 “谢林点”这一概念，由诺贝尔奖得主托马斯·谢林提出，指的是在缺乏沟通的情况下，人们倾向于不约而同选择的方案。它代表了“协调博弈”中的协调中心，在这种博弈中，行动的成功取决于多个个体独立做出相同的选择。这些中心源于共同的文化知识、共同的经验或直观的逻辑，使得某些选择对所有参与者而言显得自然而然。例如，如果要求在1到100之间选择一个数字且不进行沟通，许多人会选择50或100这样的整数，这些数字便成为了天然的谢林点。同样，在没有协调的情况下选择时间时，人们也倾向于选择整点而非任意时间。 谢林点在开放沟通受到限制或存在风险的环境中尤为重要，例如在专制政权国家。在较为自由的社会中，相约在城镇广场会面，可能只需要通过简单的协调即可达成；但在压制性环境中，协调这样的集体行动必须更加隐晦且更具适应性。例如，如果一群人需要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集会抗议，他们可能会约定在某个大家都知道的地标处碰面。这个地标就成为了谢林点，一个无需明确沟通，大家都能理解的共同参照点。这些点的有效性通常取决于其文化意义、历史共鸣或实际便利性——这些因素使得它们对知情的参与者而言是显而易见的选择，同时对当局而言又显得无害。 除了地理位置，谢林点还可以呈现出多种形式。具有历史意义或文化关联的特定日期，例如历史事件的周年日，可以充当谢林点，在没有明确抗议号召的情况下，隐晦地协调集体行动。同样，象征性的手势、颜色，甚至是看似普通的物品，当它们在社群内承载着共同的意义时，也能成为强有力的谢林点。这些协调机制的力量在于，它们能够在维持表面上的无辜和抵抗压制的同时，促进同步行动。 ### II. 专制控制与谢林点的出现 在中国，政府对信息的严格控制和对异见的压制，使得公开沟通和组织面临风险。然而，这种控制本身反而促成了谢林点的出现，使其成为协调集体行动的关键手段。对言论自由和集会的限制，迫使个人寻求替代的、不那么公开的方式来表达异议和协调抵抗。谢林点凭借其固有的模糊性和对共同文化理解的依赖，成为了在这种限制性环境中行动的关键。 中国政府实施的持续监控和审查制度，为微妙且难以被追究责任的抗议形式创造了强大的动力。明确的行动号召很容易被发现和压制，这使得通过谢林点进行的隐晦协调成为更可行的策略。此外，在专制统治下生活的共同经历，也培养了对不成文规则和限制的共同理解，从而促进了可被用作谢林点的共同文化线索和象征意义的发展。本质上，压制性环境本身塑造了人们用来抵抗它的工具。政府控制信息和压制异见的努力，反而为谢林点创造了用武之地，使其不仅有用，而且对集体行动至关重要。 一些引人注目的案例说明了谢林点如何在中国压制性环境中产生和运作。2018年深圳佳士科技的工人团结运动，展示了共享的意识形态符号和物理空间如何成为协调的中心。学生积极分子利用马克思主义读书小组和劳工权利的论述——这些是国家官方认可的要素——来组织对工人的支持，同时保持表面上的无辜。工厂入口和附近的大学校园成为了天然的聚集点，它们作为公共空间的合法性为组织活动提供了掩护。 2019年中国的#MeToo运动，则展示了数字谢林点如何在审查压力下演变。当直接讨论性骚扰被封锁时，活动人士开始使用同音字和表情符号来继续对话。“米兔”（mi tu）一词成为了#MeToo的广为人知的替代说法，而🍚🐰表情符号组合则成为了社交媒体平台上的视觉谢林点。即使在这些代码被审查之后，该运动也通过使用对知情参与者仍然有意义的、越来越抽象的指代来适应。 2021年因新疆棉花而抵制国际品牌的事件，为了解官方谢林点如何被重新用于非官方抗议提供了新的视角。当官方媒体宣传民族主义示威活动的特定聚集地点时，一些公民利用这些相同的地点来悄悄表达对政府政策的反对。通过表面上参与国家认可的抗议活动，同时展示微妙的异议符号，他们将官方的协调点转变成了表达异见的场所。 ### III. 谢林点与中国的抗议活动 由于其复杂的监控系统，中国对集体行动构成了巨大的挑战。面部识别技术、无处不在的闭路电视摄像头以及人工智能驱动的社交媒体平台监控，可以广泛追踪公民的行动和通讯。“防火墙”和实时内容压制有效地审查了异议的声音，并阻止了对政府的批评信息的传播。 此外，政府对激进行为施以严厉的惩罚，包括拘留、监禁和强迫失踪，营造了一种恐惧氛围，并阻止公开表达异议。自由之家2023年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的互联网自由度得分连续第10年下降，凸显了在线表达环境日益受限。同样，人权观察记录了许多人因其在线活动而被拘留或骚扰的案例，凸显了监控和审查制度对言论自由的寒蝉效应。技术和法律措施的结合，有效地阻止了公开抗议，并使集体行动的组织变得更加困难。 尽管面临这些挑战，中国公民在利用谢林点组织抗议活动方面展现出了非凡的韧性。在2022年新冠疫情抗议活动中，使用白纸成为了审查制度的有力象征，它被普遍理解且易于复制。具有历史意义的日期，例如天安门广场大屠杀周年纪念日，尽管安保措施严密，但仍然是示威活动的重复焦点。具有战略意义的公共空间，如著名的公园、桥梁或大学校园，成为了天然的聚集点，利用了它们作为常识性地点的既有意义。此外，文化和社会规范，包括共享的习语、网络迷因，甚至是流行的歌曲，都可以被巧妙地重新用于表达异议和协调行动，而无需明确的抗议号召。 2011年中国“茉莉花革命”抗议活动中，就出现了一个成功的通过谢林点协调行动的典型例子。活动人士指定主要城市中受欢迎的购物区和公共广场作为聚集点，选择那些既广为人知又能为参与者提供表面无辜性的地点。当当局试图通过关闭这些空间来阻止集会时，抗议者只是在这些空间中穿行，使得无法区分抗议者和普通行人。看似无辜的行为（如携带茉莉花或绕圈行走）的双重含义，在保障参与者安全的同时，充当了有效的协调机制。 2019年香港的抗议活动也展示了谢林点的复杂运用。抗议者采用了李小龙的名言“像水一样”作为战略原则，利用对地铁站和购物中心作为天然集结点的共同理解，协调在城市中的流动。当当局关闭交通时，抗议者利用他们对替代路线和聚集点的集体知识，在无需中央协调的条件下，成功地自发重聚到了一起。 最近，2022年北京的“桥人”抗议活动表明，一个单独的挑衅行为如何能够瞬间创造出一个谢林点。在一位抗议者彭在北京四通桥上挂出反习横幅后，中国各地的公民开始通过编码语言和看似无关的图像来微妙地提及这一事件，将一个孤立的事件转变为更广泛表达异见的协调机制。“桥”、“勇士”和“勇敢的人”的说法在社交媒体上迅速传播，使人们能够在保持表面无辜的同时表达团结。 ### IV. 技术与数字谢林点 技术发挥着双重作用，既促进也阻碍抗议运动。去中心化平台和加密消息应用程序为绕过审查和谨慎协调行动提供了途径。标签、表情符号和引人注目的图像可以迅速成为数字谢林点，凝聚支持并传播信息。然而，当局也在不断适应，监控在线活动并迅速关闭这些数字空间。这形成了一个持续适应的循环，抗议者利用VPN、替代社交媒体平台和不断演变的代码语言来保持领先于审查行动。 来自中国抗议运动的一个案例研究，说明了数字谢林点如何产生和演变。在2022年反对新冠封锁的抗议活动中，在线组织者面临着在躲避审查的同时协调示威活动的挑战。他们开始使用看似无害的标签，如#A4革命和白纸的图像，这些图像迅速成为了可识别的抵抗象征。当审查者开始阻止这些直接指代时，抗议者通过使用隐喻语言来适应——例如用“去散步”来表示参与抗议，或者分享具有微妙当代相关性的古典诗歌。 该运动通过使用分层的数字谢林点展现了非凡的韧性。当一种协调方法被阻止时，参与者会无缝地转向替代方法。例如，在当局开始监控“空白”一词后，抗议者开始分享看似随机的标点符号字符串，这些字符串在某些字体中显示时，在视觉上类似于白纸。他们还利用微信的“朋友圈”功能分享包含背景中抗议符号的个人照片，创建了一个难以被自动化系统检测到的微妙信号的分布式网络。 这场数字猫捉老鼠的游戏揭示了基于技术的谢林点的潜力和局限性。虽然审查者最终会赶上每一种新方法，但协调策略的快速演变使得该运动得以保持势头。这个案例突显了现代抗议运动必须在广泛认可的符号需求与保持领先于监控系统的必要性之间取得平衡。 ### V. 与其他压制政权的比较分析 在抗议运动中使用谢林点并非中国独有。在其他专制背景下，如伊朗、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也观察到了类似的策略。然而，中国先进的技术监控和根深蒂固的文化规范的独特结合，为活动人士带来了一系列独特的挑战和机遇。虽然数字领域为快速动员提供了潜力，但同样的技术也使得国家能够以前所未有的效率压制异议。 对2009年伊朗绿色运动的比较分析，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参考。伊朗抗议者有效地使用绿色作为谢林点，允许支持者通过服装选择和社交媒体头像来识别彼此，同时保持表面上的无辜。同样，在白俄罗斯2020-2021年反对亚历山大·卢卡申科的抗议活动中，公民在特定时间协调“晚间散步”，通过对时间和地点的共同理解，将普通活动转变为抗议行动。 俄罗斯在入侵乌克兰后爆发的反战抗议活动表明，谢林点如何在极端压制下适应。当当局将直接反对战争定为犯罪时，俄罗斯人开始在乌克兰文化遗址和纪念碑上献花，创建临时的纪念场所，作为无声抗议的协调点。他们还在社交媒体上使用看似无害的符号，如星号或特定的表情符号组合，以在躲避审查的同时表达反对意见。 然而，中国的情况在几个方面仍然是独特的。首先，其监控基础设施的复杂性超过了大多数其他专制国家，因此需要更细致和适应性更强的谢林点。其次，中国独特的文化和历史背景提供了丰富的象征性参考，可以被重新用于抗议协调。最后，中国互联网生态系统的规模及其与全球平台的隔离性质，为数字协调带来了独特的挑战和机遇，这与其他压制性环境有所不同。 这些比较突显了谢林点必须如何根据特定的社会、技术和政治环境进行调整，同时保持其作为协调机制的核心功能。抗议运动的成功，通常取决于它们在适应当地条件的同时，从全球经验中学习的能力。 ### VI. 谢林点的影响和局限性 虽然谢林点已明显促成了一些成功的抗议活动，例如部分取消了某些新冠疫情限制，但它们的长期影响仍然不确定。严重依赖隐晦协调的运动的可持续性，面临着来自不断发展的监控技术和更严格的政府控制的日益增长的压力。谢林点本身是否能够维持对一个坚定的专制政权的长期抵抗，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在中国背景下，谢林点的固有局限性值得仔细研究。首先，它们的有效性通常依赖于预先存在的文化知识和社会网络，这可能会排除某些人群或抗议运动的新参与者。这可能会分裂抵抗力量，并限制其更广泛的吸引力。此外，随着当局在识别和破坏协调模式方面变得更加复杂，抗议者必须不断创新，这可能会耗尽运动资源和参与者的精力。 统计证据表明挑战日益增加——《中国数字时代》2023年的一项研究发现，社交媒体上新的抗议相关代码词的平均寿命从2020年的26小时缩短到2023年的仅4小时，这反映了当局识别和消除新兴谢林点的能力不断增强。同样，现在部署在主要城市的面部识别系统可以在几秒钟内识别个人，使得物理聚集点变得越来越危险。 不应低估依赖隐晦协调所带来的心理代价。关于其他人是否会参与的持续不确定性，加上潜在监控的压力，可能导致抗议疲劳和参与集体行动的意愿降低。香港大学的研究表明，先前抗议活动中感知到的协调失败，会显著降低未来参与的意愿。 然而，谢林点已经展现出了非凡的适应性。当物理集会变得过于危险时，运动通常会转向分散的行动——例如在新冠封锁期间同步阳台抗议或协调的在线活动。这些调整表明，虽然个别谢林点可能会受到损害，但隐晦协调的更广泛策略仍然可行。 谢林点未来的有效性可能取决于几个因素：隐私保护技术的持续发展、社会网络在维持共享文化参照方面的韧性，以及运动在广泛认可的需求与安全问题之间取得平衡的能力。一些学者认为，将传统谢林点与更结构化的组织方法相结合的混合策略，可能在长期内更具可持续性。 ### VII. 结论 对中国抗议运动中谢林点的分析，揭示了它们在促进专制控制下的集体行动方面的变革潜力及其固有的局限性。这些隐晦的协调机制已被证明具有非凡的适应性，使得公民能够在严密的监控和审查制度下组织和表达异议。从白纸抗议到数字代码词，谢林点利用共同的文化理解和战略模糊性来创造抵抗空间，同时保护参与者的安全。 然而，国家控制机制日益复杂的程度，对它们持续的有效性构成了越来越大的挑战。协调信号的快速失效和维持表面无辜性的心理压力，威胁着纯粹隐晦组织方法的可持续性。然而，即使旧的谢林点受到损害，新的谢林点仍然不断涌现，这表明了人类在面对压制时的创造力的韧性。 展望未来，中国抗议策略的演变可能需要在利用既有的谢林点和开发能够承受日益加强的监控的新型协调机制之间取得微妙的平衡。未来运动的成功，可能取决于它们将这些传统策略与新兴技术和组织创新相结合的能力，同时保持使谢林点有效的基本特征：文化共鸣、战略模糊性和适应性。 ---- ### 参考资料 Cheng, Edmund W. (2016). "Street Politics in a Hybrid Regime: The Diffusion of Political Activism in Post-colonial Hong Kong." The China Quarterly, 226, 383-406. Freedom House. (2023). "Freedom on the Net 2023: China." Freedom House Annual Report. Human Rights Watch. (2023). "World Report 2023: China." Events of 2022. King, Gary, Jennifer Pan, and Margaret E. Roberts. (2013). "How Censorship in China Allows Government Criticism but Silences Collective Express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7(2), 326-343. Lee, Ching Kwan. (2019). "Hong Kong's New Protest Movement: The Occupation of Public Space." Current History, 118(810), 241-246. O'Brien, Kevin J. (2021). "Popular Protest in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oberts, Margaret E. (2018). "Censored: Distraction and Diversion Inside China's Great Firewall."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chelling, Thomas C. (1960). "The Strategy of Conflic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teinhardt, H. Christoph. (2017). "Discursive Accommodation: Popular Protest and Strategic Elite Communication in China."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56(4), 763-782.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23). "Protest Participation and Social Movement Sustainability in Contemporary China." HKU Research Report Series. Yang, Guobin. (2020). "The Power of the Internet in China: Citizen Activism Onlin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Yuen, Samson. (2018). "Contesting Middle-Class Civility: Place-Based Collective Identity in Hong Kong's Occupy Movement." Social Movement Studies, 17(2), 127-143. Zhang, Chenchen. (2020). "Right-wing Popu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dentity, Otherness and Global Imaginaries in Debating World Politics Onlin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6(1), 88-115.